我荐｜吕正惠：宋词的再评价

2015-12-12 吕正惠 黄灿然小站

一

现代学者讨论中国诗歌，往往将唐诗、宋词相提并论。这种提法可能有两层意思：一，词是宋代代表性的文类。二，宋词的成就足以跟唐诗相比。是否具有第二层涵义，也许还难以断定；但是，第一层意思却是一般共有的看法。陆侃如、冯沅君的《中国诗史》，只讨论宋词而完全不谈宋诗，很明显就是认为：宋词的成就高于宋诗。刘大杰《中国文学发展史》的宋代部分，先以两章篇幅分析宋词，然后只拿一章叙述宋诗，次序先后和字数多寡也暗示了他对宋代诗、词的评价。叶庆炳的《中国文学史》对宋诗、宋词的处理方式，与刘大杰完全相同。事实上，不只这三本文学史如此，现代学者所写的中国文学史几乎也都如此。按照他们的看法，词是宋代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类，宋词的艺术价值应该高于宋诗，似乎已经是一般都接受的“定论”了。

对于这一种不加深思的流行意见，长久以来，我一直相当怀疑。我觉得，现代学者把宋词的价值抬得太高了，相反，他们太过于忽略宋诗的成就了。如果，我们一定要在宋诗与宋词之间选择一种“代表性”的文类，我相信应该选宋诗；如果我们非在宋诗与宋词之间评定高下不可，我认为宋诗应该在宋词之上。至少，应该对长期以来扬宋词而抑宋诗的做法加以纠正。如果现在要重新写一本“我们”的文学史，而不人云亦云地承袭前人的看法，那么，宋词与宋诗的再评价问题，就不能不加以重视。

我们现在所接受的“文学史”，其实是五四时代的学者为我们所“写”的。五四时代的学者，根据他们的时代需要，根据他们特殊的文学观点，大幅度地改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蓝图。他们提升了小说、戏曲的地位，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。但是，他们也有偏见。由于有偏见，对于前人的看法矫枉过正，因而也不免犯了一些错误。扬宋词而抑宋诗，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一点。

如果我们探索五四时代学者扬宋词而抑宋诗的理由，就会追溯到其最根本的文学史观，从而可以看到五四学者的偏见，看到他们所作的错误评价的根源。

依我个人的看法，五四学者的文学史观有两个根本重点。关于第一个重点，前五四的学者王国维1在《人间词话》里，有一则简要的说明。他说：

四言敝而有楚辞，楚辞敝而有五言，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。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习套。豪杰之士，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，故进而作他体，以自解脱。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，皆由于此。故谓文学后不如前，余未敢信。但就一体论，则此说固无以易也。2

根据这一种“文体递变”说，五七言诗至唐而极盛，至宋而“敝”；于是，新出的词取而代之。因此，宋词当然胜过宋诗，而成为一代文学之代表了。

关于中国文学的流变，现在有种通行的说法，即唐诗、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。这种看法的“理论基础”之一，就是王国维提出的“文体递变”说。在现代学者重新评价古典文学的过程中，“文体递变”的理论曾经发挥很大的作用。它打破了诗文长期主宰文学的局面，而赋予宋词、元明戏曲、明清小说应得的地位。

“文体递变”说是从文学形式的演变过程来肯定唐以后新出文体的文学价值，这只是五四学者文学史观的一个面向。实际上，五四学者文学观点还有更重要的部分，那就是：对于民间文学、白话文学和写实文学的重视。如果说，“文体递变”说是五四文学史观的“形式”面，那么，民间文学这一部分就是“内容”面。在这方面，胡适当然是最著名的代表人物。不过，以理论的激烈程度而言，陈独秀还要胜过胡适。陈独秀在《文学革命论》里以毫不妥协的语气，说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：

曰，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，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；曰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，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；曰，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，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。3

陈独秀把士大夫文学和平民的写实文学尖锐地对立起来，并且不遗馀力地攻击士大夫文学而推崇平民文学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五四学者都像陈独秀这么激烈；但无疑的，现代学者之重新评估历代民歌，重新定位词、曲、小说，最主要的还是基于这一文学观点。根据这一观点，宋词是新鲜的、抒情的平民文学，宋诗是雕琢的、艰涩的士大夫文学，宋词之胜于宋诗也就毫无疑义了。

不管是“文体递变”说，还是平民文学观，都有它的长处。我们不能否认，宋词、元曲、明清小说得到最后的承认，是要归功于这些理论。我们也不能不承认，《西厢记》、《牡丹亭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所以能够跻身于一流作品的行列，主要还是基于五四学者“重写”文学史的努力。但是，正如前面已经提过的，五四学者有他们矫枉过正的偏见。譬如，他们不欣赏雕琢迂晦的谢灵运和吴文英，他们攻击杜甫的《秋兴》，认为是在写“诗谜”4，这些都是一般所熟知，并且已经经过其他学者“修正”过的例子。可惜的是，一个更大的现象，关系到整个时代的文学作品的评价问题─宋词与宋诗的问题，却似乎极少人重新考虑过。以下，我们将以上面所提到的两个史观为基础，重新考虑五四学者的看法（至今仍为一般人所承袭），重新评估宋词与宋诗的价值。

二

首先谈到“文体递变”说，一般而言，“文体递变”说并非没有道理。正如王国维所说：“盖文体通行既久，染指遂多，自成习套。豪杰之士，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……”问题是，王国维以及承袭其理论的学者，对这一说法的理解与应用可能过分僵硬，在解释具体的历史现象上不免会犯或大或小的错误。譬如，以王国维所说的这几句话为例：“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。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话呢？先说“五言敝而有七言”。七言诗是在五言“敝”之后才盛行的吗？

从具体的文学史来看，东汉末年已经出现了张衡的《四愁诗》，紧接着的三国时代又有曹丕的《燕歌行》。因此，至少可以说，在公元二三世纪之交，七言诗已经成立，而其时五言诗也正步入成熟期。不过，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，却只有五言诗盛行着，七言诗除鲍照外则乏人问津。真正说起来，一直要到盛唐时代，七言诗才成为主要的诗体。七言古体的大家有李白、杜甫，七言律诗的大家有杜甫，擅长七绝的有李白、王昌龄；另外，王维、高适、岑参、李颀也留下不少七言名作。

如果从五、七言出现的时间来说，“五言敝而有七言”这一句话绝对是站不住脚的，因为五、七言诗几乎是同时在东汉末期成立的。那么，“五言敝而有七言”是不是指七言诗开始盛行的盛唐时代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接着要问的是：“五言到了盛唐已经“敝”了吗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在盛唐，李、杜、王、孟都是五言（包括古、律）的大家；即使到了中唐，韦应物、柳宗元、白居易、韩愈、孟郊的五言诗也都可以卓然成家。只有到了晚唐和两宋时代，五言才逐渐屈居七言之下，很少再出现伟大的作家。

所以，至少在盛、中唐时代，五、七言是比肩并立的诗体。因此，不论怎么说，“五言敝而有七言”的话是不合乎史实的。

再看“古诗敝而有律绝”，这一句话更是说不通。近体诗是在初唐正式成立，并在盛唐产生许多大作家的。然而，任何学者都知道，盛唐李、杜、王、孟是古体大家，中唐韦应物、白居易、韩愈、孟郊也都擅长古体，如何能说“古诗敝而有律绝”呢？即使到了宋朝，五言诗明显衰颓的时代，大诗人如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，也都是兼长七言古、近体的。在唐、宋这一段五、七言诗的黄金时代，从来就没有出现过“古诗敝而有律绝”的局面，古、近体一直是并行的。

下面一句话就更麻烦了。既然律绝盛行的时候古诗并未“敝”，那么，就不能说“律绝敝而有词”了。这一句话至少要改成“五七言敝而有词”，这也可能比较合乎一般人的想法。如果这样，我们接着就要问：到了宋代，五七言诗真的是“敝”了而不得不为词所取代了吗？这就进入我们问题的核心了。前面讨论五言诗与七言诗的递嬗时说过，七言诗从盛唐开始才成为主要的诗体；在盛唐、中唐时代，五言与七言并驾齐驱；到了晚唐，七言已凌驾于五言之上。这种情势在两代有更进一步的发展。

从诗的形式的观点来说，宋朝几乎可以说是七言诗的时代。宋朝的大诗人没有不擅长七言诗的─有的以古体为主，有的以近体为主，但大部分都兼长古近体。宋朝大诗人，五言诗占有比较重要地位的，可能只有梅尧臣、王安石、陈师道三人。其他如苏、黄、陆、杨诸大家，五、七言诗的成就完全不成比例。朱自清就说过，宋代的七言诗实在要胜过唐代。5 这句话至少证明，五言到宋代已无甚发展潜能之说大致不差，但要说七言也已“敝”了，是无法令人接受的。唐代是七言诗的第一阶段，宋代是第二阶段，在这两个阶段，七言诗都还未成“习套”，过了这两个阶段，七言诗才开始走下坡。其情形就如：汉魏六朝是五言诗的第一阶段，唐朝是第二阶段，过了唐朝，五言才“敝”。我们不能说唐朝的五言不好，我们也无法否认宋朝七言诗的价值。所以纯粹从形式上来说，宋诗并未“敝”，至少七言诗是如此。

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证明，宋诗有宋诗的价值。一般讨论古典诗，向来有唐、宋之分。也就是说，唐诗虽然成就非凡，宋诗也不弱，至少能在唐诗之外独立门户，自成一格。诗分唐、宋，不论喜欢唐诗的人多么不能接受宋诗，但总无法否认，宋诗有宋诗的世界。元、明、清三代的诗就不如此了，它们只有在唐、宋之间徘徊，不归唐，则归宋。宋诗高过元、明、清诗一级，而有资格跟唐诗比肩。这就证明，宋诗绝对不“敝”。

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来，王国维的“文体递变”说太僵硬、呆板了。“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”─一个旧形式死了，另一个新形式才生，或者，一个新的形式诞生了，另一个就好像非死不可。事实并非如此，新旧形式在某个阶段还是可以并行的，譬如前面所说的：五言与七言在盛、中唐，古体与近体在唐、宋，诗与词在宋代，都是如此。

所以，我们至少可以说，有了宋词，并不表示宋诗就不行。反过来讲，我们独独抬高宋词，而有意无意地忽略很有可观的宋诗，这就“不得其平”了。因此，我们的初步结论是：从“文体递变”说无法证明，词这个形式在宋代这个阶段是高过诗这个形式的。

不过，王国维的“文体递变”理论也并非没有他自己的道理。他的话说得太满、太快、太决断而显得不够深思熟虑，但是，这还不是造成他的理论有所缺失的真正要点。我们看起来漏洞百出的理论，其实是根据王国维另一个文学观点而来的，他说：

白石写景之作……虽格韵高，然如雾里看花，终隔一层。梦窗诸家写景之病，皆在一“隔”字。北宋风流，渡江遂绝。6

王国维论词以有没有境界来论词的高下，而境界之有无则取决于词人写景写情的“隔”与“不隔”。“不隔”才有真感情、真景物，而有真感情、真景物就是有境界。王国维论词，推崇五代、北宋而贬清真7与南宋，可说完全以这一标准而立论。

所谓“不隔”，其实就是直接而显豁，不用典，不雕琢，自然浑成。所以王国维批评周邦彦以“桂华”来代月，并认为苏东坡之讥评秦少游的“小楼连苑”、“绣毂雕鞍”是有道理的8。因为前者用典，后者铺张雕琢过甚。以这种观点来衡量，词至清真、南宋以后，自然就“终隔一层”，如雾里看花。

根据同样的道理，每一种形式都有它的浑成时期，有它的铺张扬厉时期。前者不隔，而后者就“敝”了。所以王国维说：

诗至唐中叶以后，殆为羔雁之具矣。故五代北宋之诗，佳者绝少，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……至南宋以后，词亦羔雁之具，词亦替矣。9

按照这种理论来说，五古自汉魏陶潜以后，七古与律绝自盛唐以后，词自清真、南宋以后，都是“羔雁之具”，都“敝”了。这才是“五言敝而有七言，古诗敝而有律绝，律绝敝而有词”的真正意思。

以这种意义来解释王国维的“文体递变”理论，我们在前面所分析出来的矛盾与不合理之处也许就没有那么严重了。不过，反过来讲，这种特殊意义的“文体递变”说又太过主观，太有争议性，不太能为一般人所接受。譬如，说南宋词是“羔雁之具”，正如说五七言诗到宋代已“敝”，都是太过强烈的派别主张，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，是很难站得住。所以，按这一意思解释的“文体递变”理论，也无法证明，词这种新出的形式在宋朝要比五、七言诗来得有价值。

这种理论，表面上看起来和明代前后七子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说法很类似。因为他们都推尊每一文学形式最早阶段的作品。但王国维和七子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：七子推尊秦汉的文、汉魏的古体（五古）、盛唐的近体和七古，因为它们“古”；王国维推尊汉魏的五古、盛唐的七古和律绝，五代北宋的词，因为它们“不隔”。七子是复古，而王国维则主张浑成自然，不用典、不雕琢、不艰涩。

很明显，王国维的文学观点和五四时代的胡适、陈独秀只有一步之隔。在这方面王国维可以视为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先驱。王国维之以“不隔”和“有境界”来论断宋词胜于宋诗，就如五四学者之以白话与平民文学来评断宋诗、宋词的高下。因为有这些类似之处，所以对于王国维“不隔”理论的进一步批评，我们要在下一节里，跟五四运动的白话文学观合并讨论。

三

从五四运动所主张的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的观点，来讨论词的历史，立场最为鲜明，理路最为清晰的，可能要数胡适了。胡适在他的《词选》序里说，唐末至元初的词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：

苏东坡以前，是教坊乐工与娼家妓女歌唱的词；东坡到稼轩、后村，是诗人的词；白石以后，直到宋末元初，是词匠的词。10

按照这种历史分期，胡适把唐五代两宋的词分为三种类型：歌者的词、诗人的词以及词匠的词。

胡适对于词的历史的看法，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长处。首先，胡适很清楚地指出，词这种发源于民间的文学形式，从北宋中叶以后已经完全士大夫化，不再是民间文学了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，这关系到对于词的内容的了解。在苏东坡之前，词是歌词，主要是写来供人歌唱的，即使是士大夫所填的，也都如此。在苏东坡之后，词是士大夫之词，是用来描写士大夫个人的性情襟抱的，即使像周邦彦、姜夔等人所填可以配合音律来歌唱的词也不例外。

一般的文学史，虽然或多或少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有的并不特别重视，并没有特别标举出来；有的虽然标举出来了，却把重点偏离了。譬如，他们说，苏东坡扩大了词的境界，开创了另一种词，这是词的变调（或称豪放派）；而周邦彦、姜夔等人则继承了词原先的风格与作法，这是词的正宗（或称婉约派）。这种史观重视的是词的音律特质，因此没有鲜明地点出周、姜以下的词和温、韦、晏、欧的作品是有本质上的不同的：也就是说，后者还保留了民间文学的特质，而前者已经完全是士大夫之词了。

从这里就可以谈到，胡适看法的第二个长处。胡适根据他的史观，把词分成三类：歌者的词、诗人的词、词匠的词。这样的分法，比一般所流行的正宗、变调，或者婉约、豪放的划分要有用而确实的多。因为这就清楚地说出，周、姜一派的词和早期的词是不同类型的；因而也就把前者之为士大夫文学，后者之为民间文学的区别标举出来。

不过，胡适的史观也有他的缺点。他从民间文学的观点出发，认为南宋姜夔以下的“词匠的词”只是模仿，只是掉书袋，只是重音律，因此也就成为劣等文人的匠人之词了。这种看法，把姜夔以下的南宋词人看得太浅了，因而也就没有认识到周、姜一派词人的本质。同样的，主张“境界”说的王国维，也以他自己的理论立场，太轻易地否定了南宋词。事实上，我们要在胡适的历史分期上，更深入地了解宋词的发展及其所代表的意义，就必须追究南宋词的特质。只有在真正掌握了南宋词的特质之后，我们才能看清全部宋词的真相，才能给予宋词更适当的评价。

正如胡适所说的，早期的词是歌者的词，是士大夫为歌者而填写的歌词。所以，“内容都很简单，不是相思，便是离别，不是绮语，便是醉歌”。南唐的李后主和冯延巳，北宋的晏氏父子和欧阳修，虽然以“悲哀的境遇与深刻的感情”抬高了词的意境，但他们的作品“始终不曾脱离平民文学的形式”，“总不能不采用乐工娼女的语言声口”11。

如果词始终停留在这个层次，如果我们所看到的词只是温、韦、冯、李、晏、欧以及类似的作品，该如何加以评价呢？我们不能不承认，这些都是好作品；但也不能不说，这些作品的内容太过狭隘了。我们怎么能说，这样的词胜过宋诗，足以作为一代文学之代表？我们可以承认，在宋诗的广大世界中，不妨有一个精美绝伦的小世界，两者相得而益彰；但是，总得承认，宋诗是主，宋词是辅。总不能反客为主，把词放在诗之上。

然而，喜爱五代、北宋词的人正是如此。他们或者拥护民间文学，或者支持王国维的境界说，把这个阶段的词抬高，并以之与唐诗并称，而漠视了宋诗的存在。这种文学观未免太狭隘，太强调自然，太重直接而单纯的感情了。这是一种平民式的素朴的感受，不能有更大的超越，不能进入文学更广大、更精微的世界。

即使提倡白话文学的胡适也不能不说：

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。久而久之，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，采用了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。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：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，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，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。12

任何出于民间的文学形式都要经过这一个提升过程，才能出现更伟大的作品，才能成为文学史上的重要体裁。以五言诗来说，两汉乐府及《古诗十九首》都是非常优秀的作品，但只有在产生了曹植、阮籍、陶潜、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之后，五言诗才进一步提升成为中国文学的最主要形式之一。同样的，词要成为重要的文学体裁，成为能够与五、七言诗比肩的形式，也要从它的民间文学时期更进一步的文人化，更进一步的提升。

北宋中叶以后，词的发展就是循着这个方向来进行的。不过，就结果而论，词的这一文人化的过程，并没有把词提升为更重要的诗体，反倒把词发展成一种五、七言诗主流之外的奇花异草，美则美矣，但终究不是堂庑特大的殿堂。中间的关键就在于，词的文人化是循着两种途径来发展的。一种是苏、辛的路，即一般所谓的豪放派；另一种是周、姜的风格，即所谓的婉约派。词的文人化过程所以没有走上康庄大道，就是因为周、姜一派终于占了上风，而成为词的正宗。

苏、辛等人的作风，用胡适的话来说，是把词当作一种“新的诗体”，用词来作他们的“新体诗”。所以，词的内容扩大了，“可以咏古，可以悼亡，可以谈禅，可以说理，可以发议论”；词的风格多变了，“悲壮、苍凉、哀艳、闲逸、放浪、颓废、讥弹、忠爱、游戏、诙谐”无所不包。13 换句话说，词变成诗的一体，是五、七言古、律、绝之外的第七种诗体。诗人可以写五古、写七律，也可以写词。不过，词是一种新出的形式，表现力比较强，弹性比较大，因此，更值得尝试，更值得拓展。

如果词是按照这一方向充分发展，那么，它可能继五言、七言之后，成为中国诗的第三种重要形式。它的潜力不会在宋代就被发挥净尽，它还可以在元、明以后继续为绝大部分的诗人所应用，而成为诗人最主要的表达媒介。这样的词就是康庄大道的词，是诗歌国度里与五、七言鼎足而三的诗体。

然而，这样的词却在南宋中叶逐渐式微，而为另一种文人化的词所取代。这另一种词在北宋中、末叶为柳永、周邦彦开其端，在南宋中叶为姜夔所复兴，此后一直凌驾于苏、辛一派的“新体诗”，并在清朝得到某种程度的拓展。这一系统的文人词，现代学者有过种种的阐释、种种的评论，但似乎还没有把它独特的本质说明清楚。因为它的性质的确很特殊，是中国文学中一种全新的感受、全新的表达模式。用最简单的话讲，这是挫败文人的自怜心境的表现。

我们可以简略地分析这一派词人的身份与遭遇。他们的远祖柳永是个长期流落江湖的未第进士，落魄到为歌楼舞榭的女子填写歌词；他们真正的宗师周邦彦，是长期沉沦下僚的小公务员。到了南宋，他们的重要成员，姜夔、史达祖、吴文英是江湖清客，凭着他们的文学在权贵之门讨生活；周密、王沂孙、张炎14也是如此，只不过多了一种亡国王孙的悲哀。

他们的词基本模式是这样的：每到一个地方，一定回想到自己的过去，特别是过去的一段情事，沉湎于回忆之中，并以目前的流落自伤自怜。像周邦彦的《瑞龙吟》、姜夔的《暗香》、吴文英的《高阳台》、张炎的《月下笛》（万里孤云）都是最典型的作品。

表面上看起来，他们的词好像和唐人绝句“去年今日此门中”所表现的今昔之感相类似，其实却大有不同。他们的词把往事扩大描写，在他们细腻的笔触下，回忆起来的往事不论多么哀伤，却总是有着令人回味的美感。他们就沉湎在美的伤感之中，表面上自怜自艾，其实却有另一种“满足”存在于其中。这种独特的抒情美感，在中国的诗歌中，的确是前所未有的。他们为中国的诗歌开创了一个特殊的天地、特殊的境界。

这是一个细腻而美好的世界，然而，我们不能说，这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。这个世界不论多么特殊，多么有价值，总是无法跟欧阳修、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、杨万里所代表的那一个无所不包的宋诗天地相比。然而，它却被常州词派、晚清词人，以及他们在民国时代的“遗族”抬高了15，变成词的正统，变成词之所以为词的价值之所在；正如王国维、胡适等人之抬高五代、北宋那种具有民间风格的浑成自然的小词一般。

综合以上所说，词可以分成三种：早期的词，描写人的单纯而基本的感情，具有民歌风味的直率与深挚；周、姜一派的文人词，表现落魄而挫败的文士的心境，把往事转化为美丽的哀愁世界，并进而沉湎流连于其中；苏、辛一派的文人词，无所不写，无所不包，实际上已成为宋诗的一体。

就评价来讲，王国维“境界说”的拥护者，以及五四白话文学的信徒，最推崇第一种词；常州词派和晚清词人在民国的“后代”，标举第二种词。这两派的学者都不敢轻忽苏、辛一派，但在他们心目中，真正的词是第一种或第二种。认为这两种词最富有词的特色，最足以在诗之外独树一帜。他们所谓“唐诗、宋词”的词，其实主要是指第一种和第二种。

说词在诗之外独树一帜，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同意的。但是，他们的评价不只如此而已。他们把宋词抬高，认为是宋代文学的代表，它的价值胜过宋诗，这就不太能令人信服了。

对于这样的评价，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：首先，究竟是从宋诗那里可以看到宋代文人生活与性情的全貌，宋代文化的特质呢，还是从宋词那里？这个问题应该是很容易回答的。从这个问题的角度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宋词的世界，比起宋诗来，有多么的狭窄。16 这样的世界，不论多么精美，要说它足以代表宋代文学，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。第二个问题是：宋代的大词人，有哪一位的成就足以跟宋代的大诗人相比？如果我们不算接近宋诗的苏东坡（他本身就是宋代第一个大诗人）和辛稼轩（他的确可以和宋代的大诗人相比而无愧色），还有谁呢？周美成吗？还姜白石？还是吴梦窗？

有人马上会抗议说，这不公平，不能这样比，周美成、姜白石、吴梦窗自有他们的价值。这个我也同意。我要问的是：周、姜、吴的成就是和苏、黄、陆“同级”的吗？如果不是，那么，宋词何以能够比宋诗更重要呢？如果宋词的拥护者说：周、姜的世界是苏、黄所没有的，这样的比较没有意义，这是否就意味着：在宋诗的大世界中，并不妨碍宋词那种精美的小世界存在。如果是这样，又何以能肯定宋词是一种更重要的文类？所以，结论应该是：在宋代文学中，宋诗是主要的；宋词在它的范围内虽然很好，却总是次要的。我们应该这样重新来摆定宋词，才能还给宋代文学一个完整而真确的面目。

附注：

1. 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所表现的文学观点，和五四学者有许多相通之处。请参看吴文祺《文学革命的先驱者─王静庵先生》，见何志韶编《人间词话研究汇编》，台北：巨浪出版社，1975年，第355～388页。

2. 《人间词话•蕙风词话》（以下简称《人间词话》），台北：河洛图书公司，1975年，第218页。版本下同。

3. 《中国新文艺大系，论战一集》，大汉出版社，1977年，第86页。

4. 胡适的评语，见《白话文学史》，台北：胡适纪念馆，1969年，第301页。

5. 朱自清的话是：“宋人的七言律实在比唐人进步。”见《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》，台北：源流出版社，1982年，第701页。对于七古一体，他也有近似的意思。见同书同页。

6. 《人间词话》，第210页。

7. 这是就《人间词话》而论，后来王国维对周邦彦的看法有很大的改变，见《清真先生遗事》。

8. 《人间词话》，第206页。

9. 《人间词话》，第223页。

10. 《词选》，台北：台湾商务印书馆，1970年，第5页。版本下同。

11. 《词选》，第6～7页。